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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加速收紧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国、英国以及欧元区等部分国家以及经济体的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全球金融市场也在今年第一季度显著震荡。

在此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的难度以及不确定性陡然上升。近期，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陆续向市场释放出了将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全球流动性预计将进一步收紧，这让在疫情期间受益于大量流动性的全球经济以及金融市场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

为应对不断走高的通胀水平，英国央行在去年12月便开启了加息模式。从去年12月至今，英国央行已经连续加息4次，将利率水平提高至1%。面对仍处于高位的通胀，预计英国央行将继续其加息之路。

与此同时，美联储在今年3月选择加息25个基点，随后又在5月加息50个基点。根据目前释放出的信号，美联储预计将在6月和7月分别加息50个基点。并且从6月1日起，美联储正式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尽管美国4月消费者个人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3%，较3月创下的40年高位纪录6.6%回落;美国4月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9%，较3月的5.2%回落，并且创下2021年11月以来最低增幅，但目前的美国通胀水平仍远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因此，美联储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加息的决定。

另外，欧洲央行也已经向市场释放出了将在7月加息的信号。欧元区整体以及主要成员国持续高涨的通胀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洲央行以更大幅度加息的可能性。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5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初值同比升幅从上个月的7.8%提高至8.7%，创下近50年来最高纪录。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成为支持欧洲央行在7月大幅加息50个基点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央行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收紧货币政策速度正在加快，其影响以及外溢效应也在进一步增强。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随着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央行先后加息并准备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过度宽松的流动性将会面临同时“关闸”，可能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

抑制通胀是此轮发达经济体央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在抑制通胀的同时，这些措施也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将抑制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存在着普遍的滞胀风险。除抑制消费需求外，还将提高信贷成本，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增长，在通货膨胀短期内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出现滞胀难以避免。这给本就未恢复正常商业周期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带来较大压力。”方明称。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每当发达经济体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会“捏一把汗”。为应对自身不断走高的通胀以及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资本外流以及债务风险，从去年至今，已有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前实施了加息。然而，这些提前的应对措施也难以完全规避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

“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前加息的行动，只能局部缓解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加息给这些经济体带来的负面冲击。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账户基本开放，在美联储等央行采取低利率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投资者以廉价的资金成本投资到高收益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市场之上，导致这些国家的股市和债券价格大幅上升以及货币升值。但随着美联储等央行加息，这些资金必然回流，并带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本土资金外流，导致这些国家的股市和债券价格大幅下跌，货币大幅贬值，严重的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方明表示。

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转向速度的加快，全球股市、债市以及汇市的波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资本跨境流动也变得更加不稳定。方明表示，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发达经济体债券和股票价格面临着价值重估，必然引发股市和债券价格的大幅下跌，可能出现股市泡沫破裂。

方明进一步表示，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加息，发达经济体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购买者偿还房贷的利息上升;二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借贷压力上升。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影响到全球房地产价格。与此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将出现升值趋势，进而导致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受发达国家股市泡沫破裂的影响，可能出现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引发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外流和货币大幅贬值。

“今年第一季度包括股市以及大宗商品在内的市场大幅波动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大宗商品价格再度飙升，股市大跌。全球流动性收紧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方明说。